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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時間 :2019-03-22

 

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挑戰和戰略

——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學術峰會上的發言

樓繼偉

2019322

 

謝謝主持人,各位來賓:

大家上午好!本單元的主題是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挑戰和戰略。這是全球性的大題目,我只想圍繞中國在這一階段面臨的挑戰和戰略談一些看法。

2018年中國人均GDP超過9700美元,按照世行的分類標準,屬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,離人均1.26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已相距不遠。當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還需要再翻倍,過程還比較遙遠。邁入高收入國家前后是風險高發期。20年前的1998年,中國剛步入中等偏下收入階段,這20年來的發展經歷了兩次外部沖擊,我們都較好地予以應對,并獲得較為快速的發展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際,我們通過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,實現了向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的跨越。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下可兌換,為適應WTO規則要求,用數年時間清理不適于國際經貿規則的法律和管理辦法。外部危機沖擊時,改革建立起來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制度發揮作用,人口結構良好,紅利充分釋放,直接投資大量涌入。我清楚記得當時亞洲多國陷入危機,資本紛紛涌入中國,人民幣保持穩定。逆周期總需求政策應對,擴張性財政政策持續改善了基礎設施。這幾方面的原因,使得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快速增長,出現了高就業、低物價、快增長的良好局面。在這一時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,重要的原因有: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,不同群體獲益差別很大;社會保障制度剛剛起步,還未有效發揮作用;歷史原因使得農村教育水平較低,農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,以及人口和土地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等等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以來,逆周期總需求管理政策總體上是適當的,政策的重點從需求管理進一步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例如,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遍及城鄉,加大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,加速推進城鎮化,加大保護產權包括知識產權力度,在減稅政策中突出對創新的支持,持續推動解除管制方面的改革,如注冊企業、市場準入許可、投資審批周期等指標都大幅度提升。從2008年到2018年,中國在世行營商環境的全球排名提高了43位,達到第46位。這一時期同前10年相比,老齡化步伐加快,人力成本提高加快,更加重視環保,企業成本上升很快。一方面,部分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加速向外轉移,另一方面境內創新力度加大,中國經濟以更高的水平融入全球產業鏈。總的看,就業充分,物價平穩,增長率有所降低。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并發揮作用,基尼系數在較高水平上企穩。

在當前邁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期,前10年不顯著,或者關注不足的挑戰,在本期愈加顯現出來,采取什么戰略應對這些挑戰,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。勞倫斯?薩默斯教授剛才講到,如果保持比較良好的政策,無論是處于中等收入還是進入高收入階段,增長都可以持續,當然增長的速度可能有所不同,特別需要在高增長階段之后適時進行政策轉型。當然,這時候的政策轉型是比較艱難的。2016年我主持G20財金渠道會議時,中國方面主動提出將結構性改革作為年度的主題,對此各國形成共識,加以推動。當時歐盟主席容克的觀點對我很有觸動。他講到,我們都知道結構性改革應該做什么,應該怎么做,唯一不知道的是我們做了之后還在不在那里。也就是說,當既得利益,不僅僅是少數利益,而是全社會利益都會被觸動的時候,這個改革就困難重重。中國的決策領導層深刻指出,我們現在從高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轉變后,經濟運行是穩中有變、變中有憂。我認為這種認識是最重要的,不要陶醉。如果真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礙擴散為全社會層面時,就可能出現類似容克先生講的那個局面。就目前情況看,我觀察到我們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八個方面。

第一,高杠桿率的挑戰。無論宏觀杠桿率和各分類杠桿率都偏高,必須有序降杠桿。通過加強金融監管,嚴肅財政紀律,在降杠桿的同時建立長效機制。與之相關的是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、不是用來炒的定位,構建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,防止大起大落。相比而言,我國基本上是國內杠桿,外債規模不高,國際收支平衡,儲備充沛,與一些拉美國家不同,這有利于增加信心,增強降杠桿進度的自主性。

第二,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科創企業融資的挑戰。這些都是短板,這不僅在我國,其他中等收入國家、發達國家也有這種情況。國家建立了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基金、中小企業發展基金,規范發展VCPE基金,創設科創板,改善證券市場監管,并對資本市場加大了外資準入力度,提出了自由化的時間表。中國央行還創設了一些結構性金融工具。總之,中國以適宜的政策、有效的監管、改革和擴大開放相結合的方式應對挑戰。

第三,消除絕對貧困和治理污染的挑戰。在減貧方面,中國做出了巨大努力,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大部分份額。現在剩下的絕對貧困對象,脫貧難度是最大的。治理污染有還欠賬的因素,粗放式、忽視環境成本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。這兩個方面要靠政策,更要靠改革。結合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,加快農民工進城落戶,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,又有利于以較低的成本提供更合適的公共服務。結合城市舊街區的改造,改善環境,既提高土地利用率,又能夠提供具有規模效應的能源和市政服務。這些工作正在加快進行,有較強的再分配效果和環境改善效應。

第四,現階段信息復雜性快速提高,對如何發揮政府作用帶來挑戰。消費形態、產業形態、技術和管理的創新日益多樣化。在發展早期,政府通過強指向性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發展,到現在效果愈來愈差。中國的政策是持續地解除管制,減稅降費,放手讓企業去應對信息復雜性問題,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。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,產業政策要從差異化、選擇性向普惠化、功能性逐步轉變,這有一個探索過程。其實,這方面西方國家有不少好的做法,可以借鑒。比如德國的工業4.0,美國早期的曼哈頓計劃及以后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等。

第五,產權包括知識產權保護、契約精神不足的挑戰。中國經濟的重要驅動力是,具有經濟人行為的地方政府相互競爭,這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。但行政運動式推進工作,副作用就是產權保護和契約精神不足。信息復雜性快速提升,需愈來愈多的企業在競爭中推動經濟增長。在推進結構升級的現階段,政府愈要退出競爭,轉向保護產權、保護契約,給企業可預期的經營環境。在這方面近10年來,工作的力度和改進是相當大的。如設立巡回法庭,處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;創設知識產權法院、互聯網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,嚴厲打擊制假、售假,加大科技創新保護力度,服務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發展,營造法制化的保護環境等等。

第六,防止腐敗蔓延的挑戰。從中等收入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前后,特別是在中國發展的現階段,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還未成型,極易造成腐敗蔓延的態勢。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義,缺乏增長動力,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。首先是反腐敗沒有禁區,打虎拍蠅。另一方面是建立長效機制,解除管制、簡政放權,大幅度壓縮了尋租機會。中國共產黨對所有公權力機構實行任期巡視制度,建立國家監察委,并同司法體系改革相結合,提升法官職業化水平,增強審判獨立性,推進反腐敗工作規范化、法制化。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。

第七,泛福利化導致競爭力缺乏、經濟不可持續,最終造成嚴重通貨膨脹的挑戰。這種情景在一些拉美國家和個別東南亞國家都可以觀察到。中國在這方面政策比較穩健,沒有實施大面積的價格補貼。隨著老齡化加快,現有社會保險體系的碎片化、不可持續性顯現。對此,從去年開始已啟動社會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進程,開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。當然,建立起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險體系還需付出艱巨的改革努力。

第八,融入全球化的開放戰略受逆全球化思潮沖擊的挑戰。這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,需要共同努力應對。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就全面擁抱全球化,以開放促改革,模范地履行世貿組織各項規則,高質量履行節能減排責任。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外商投資法,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為基本要求,反映出在進一步開放中遵守共同準則的鮮明態度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,從食品、服裝到家電、汽車、飛機等數百種商品都是單一最大市場,任何國家都不會忽視。中國是產業鏈最齊全的制造業大國,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向較低收入國家轉移,以農產品多樣化為主的新型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中西部地區興起,制造業和新興業態正在快速升級并吸納和延伸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。挑起貿易摩擦對中國不利,對發起國也不利。排除中國的國際經貿規則安排是做不到的,各國都有不能承受之重。剛才勞倫斯?薩默斯教授也提到,現在不只是大而不能倒,還是大而脫不了,各國都無法面對后果。同時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一再表明,中國是接受國際規則的,因為這些規則絕大多數是同我們改革的要求相一致的。

以上八個方面的挑戰,將階段性或持續性地在邁入高收入國家前后出現,成功地應對這些挑戰,將不斷創造出發展的機遇。需要強調的是,剛才所列舉的應對措施并不全面,但絕不僅是我認為應當做的,而是列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正在做,并宣示持續做下去的事實。正在實現和發展的事實證明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挑戰。

謝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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